虽然名义上1917年一1927年的十年间，北大校长都是蔡元培，但在这十年间，他先后七次请辞，实际在校主持工作的时间也就五年半。

最近这一次辞职持续时间还很长。1919年12月底，当时北京城的教职工不满教育部，全体罢课，蔡元培觉得自己是校长，也应该请辞。

如今已经过去快两年。

蔡元培不在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蒋梦麟作为代理校长，好在蒋梦麟继承了蔡元培的许多理念。

现在既然蔡校长回来了，蒋梦麟自然不再是代理校长，重新做他的教务长。

蒋梦麟先向他匯报了一下工作。

蔡元培接著问道：“京城是不是最近有个叫做秦九章的？”

“没错，此人还来过我们学校多次。”蒋梦麟回道。

蔡元培说：“我在上海就时不时听说他，收集了载有他文章的大部分报纸看了看，临上火车时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又给我了两本百科读物，还说是中小学用的。我一开始觉得中小学没什么趣味，想不到大都是连我都比较陌生的知识。”

蒋梦麟说：“您是不是也觉得，这人很懂教育的？”

蔡元培点头说：“他做的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两年不见的陶行知。两人都热衷中下层教育。可惜如今的中小学教育太难做，不是个人力量可以左右的。”

蒋梦麟说：“秦九章似乎考虑得没这么多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他应当只是在埋头做事而已，毕竟他以前出身那么低，必然知道难处。”

“有道理，”蔡元培问，“他什么时候再来？”

“正好最近胡博士建议，开设新文艺试作以及文学讲演，我们考虑让秦九章试一试。”

“新文艺试作是？”蔡元培问。

蒋梦麟拿出胡適写的布告：“校长请看。”

蔡元培大体看过，当机立断：“可以办。”

蒋梦麟说：“这门课不计入学分，只作为一种尝试。”

“胡適之博士也爱尝试，还写《尝试集》，”蔡元培说，“等秦九章来了红楼，告诉我一声。”

此时的秦九章，正在琉璃厂逛书肆。

好歹是个文人了，怎么也应该多买点书放家里，省得別人老怀疑。

这时候的琉璃厂好东西很多。

书肆很多都是临街摆放，一书籍整齐地码在架子上。

一些书肆老掌柜学问也不错，甚至不比大学生差。

就是最近书籍价格比较高。

尤其那些清朝时期的禁书，成了市场上的香饶饶，但凡拿出一本，就能卖几十元。

秦九章走到一家有门面的书肆前，突然看到胡適正在和书商聊天。

胡適手里拿著两本书，说：“先记在帐上。”

民国的传统，很多商店都是记帐制度，月底再统一收帐。

感觉有点像后世刷信用卡买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，月底还钱的时候就头大。

果然，书商对胡適说：“胡博士，上个月的钱您还没给结清。”

胡適笑道：“月底一起，月底一起！”

书商和胡適很熟悉，也笑道：“这次您可得说准！”

“准，肯定准！”

胡適抱著书，赶紧出了书肆，看到了门口的秦九章，“秦先生？”

秦九章说：“胡博士，您也来淘书？”

胡適说：“是的，其中一本书是书商从江西找来的，要了我整整30元。”

秦九章道：“这么远的地方。”

胡適说：“花了差不多两个月，还好等到了。”

秦九章说：“书商帮著找书，还挺方便。”

“只是价格实在骇人。”

“也是前清时期的禁书？”

“自然是，否则怎么会这么贵。”

秦九章咋舌道：“確实贵。”

书商淘书是民国书商的特色，寻书访书的规模相当大，几乎超过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盛况。

就是情况反了过来，“十全老人”加“章总”到底想干什么，大家心知肚明，说是编书，

同时也在大量毁书。

民国初年的访书，则是寻回遗失的古籍。

很多民国大师都会委託书商帮忙找书，包括鲁迅。

只是毕竟遭遇过一次破坏，找起来很困难。

因此代价就是贵。

有些清朝时期的禁书，民国初年可以卖到上百大洋！

后来连地方县誌都到了天价。

胡適嘆道：“如今线装书是真的买不起了，五四之后，书价飞涨，连乾隆年间的刻本，都抵得上五年前宋刻本的价格！秦兄弟说『淘书”，也是要淘这些宝贝？”

“不是，”秦九章笑道，“我就买点普通的书籍。”

“普通的刻本价格就正常多了，”胡適说，“不然你可能也像我一样，每个月背上百元的书债秦九章说：“胡博士自然能还上。”

胡適嘆道：“难说呦！现在月薪发得一点都不稳定，要是月底又欠薪，可麻烦了。”

“六月不是刚討了薪？”

“那是六月。”胡適说。

秦九章然，如今国库的確很缺钱。

胡適又说：“好在昨天蔡校长回来了，以他的面子，教育部范源濂总长肯定要好好发上几个月薪，要不再逼走蔡校长，他也不好受。”

“蔡校长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刚回来。”

“蔡校长回来很多事情的確就好办了。”秦九章说。

蔡元培的面子在整个民国教育界还是很大的，南边、北边都不太敢得罪他。

秦九章问道：“胡博士买的这本好像是关於考据学？”

胡適说：“我写的《章实斋年谱》马上就要完稿，要不也不会花这么多钱购入此书。”

章实斋是个乾隆年间的史学家，

现在胡適突然风格一转，玩起了“整理国故”。一一一就是研究国学。

与他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身份大相逕庭。

关键胡博士在国学方面的水平吧-只能说民国这方面大师太多，比他强几个档次的都大有人在。

秦九章拱手道：“期待胡博士大作。”

胡適说：“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与周作人教授一起在北大文学门创办了新文艺试作和文学讲演，过段时间应该会请秦兄弟去隨便讲讲。”

秦九章开玩笑道：“隨便讲讲？可以多隨便？”

胡適说：“只要秦兄弟去，愿意怎么隨便就怎么隨便，蔡校长都回来了，自然更无人约束教授们在讲台上说什么，你就儘管放开讲，没有讲义也无妨。”

“要是这么隨便，我就可以隨便隨便。”秦九章笑道。

20年代还是典型的学术自由期，也就是蔡元培极力推行的“教授治校”。这股风吹得很广，好多民国大学都学习蔡元培的做法。

可惜到了三十年代初期，这套办法就执行不下去了。蒋梦麟1930年执掌北大后，公开提出了“校长治校、教授治学、职员治事、学生求学”的办学方针。

“教授治校”的潮流就此退却。

所以狭义点讲，20年代也算民国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特殊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