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于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，成为三杨最得力的臂膀。

他凭藉卓越才干深得三杨器重，由三杨之手杨士奇亲手举荐，从御史一路超迁为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、山西。

在三杨的夺权布局中，于谦全力襄助：推行保举制时，他甄別同道、举荐贤才，稳固文官集团的人事根基；整顿军卫后勤时，他严格执行粮草统管政策，配合削弱武勛势力；在地方任上，他整顿税粮、兴修水利，以民生政绩为三杨的夺权之举披上“利国利民”的外衣。

可以说，三杨从皇室手中窃取財权、人事权、军权的每一步，都离不开于谦的实干支撑，他既是这一系列政治布局的核心参与者，更是文官集团崛起的关键助力。

土木堡之变后，于谦力阻南迁、拥立景泰帝，固然是为断绝瓦剌要挟、稳固大明根基，可也顺势完成了文官集团对军政大权的掌控——架空五军都督府、设立团营，將兵权收归兵部，彻底瓦解了武將勛贵的制衡力量，让文官集团成为朝堂绝对主导！

这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彰显了于谦的立场！

于谦並非不懂“君臣纲常”，却在朱祁镇未死时另立新君，看似“社稷为重”，实则也契合了文官集团对“易控君主”的诉求。

就连朱祁鈺登基后，文官集团得以全面推行儒家治国方略，于谦作为核心人物，既是政策的制定者，也是集团利益的维护者。

面对景泰帝废立太子的举动，他选择沉默不语，既非默认也非反对，而是权衡利弊后的自保——他深知自己的权力根基与文官集团、景泰帝深度绑定，公开反对只会动摇自身地位，进而影响防务大局，这种妥协正是政治家的现实取捨。

于谦的清廉自守、忠肝义胆毋庸置疑，抄家时的旧衣书籍足以证明其私德无瑕，但公心之下，仍难脱集团立场的烙印。

他打压石亨等武將、强化兵部权力，既是强军所需，也在无形中巩固了文官集团的统治地位。

所以，于谦从来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圣人，这世间本就没有真正完美无瑕的圣人。

被后世推崇备至、从祀孔庙的王阳明，已然是公认最接近圣人之境的人物，可他的人生同样也有爭议。

南赣平叛时，王阳明虽秉持“剿抚並用”之策，写下情真意切的《告諭巢贼书》劝降，却在面对谢志珊、蓝天凤等拒不归顺的义军时，採取了极为严酷的征剿手段。

横水、桶冈之战中，官军强攻山寨后斩杀甚眾，即便王阳明强调“胁从者免死”，基层执行中仍难免波及老弱妇孺，留下“屠寨”的爭议；三浰之役擒斩三千余人，对首恶之家的株连更是牵连无辜亲属，杀伐之重让他自己都在归途中感慨“未能干羽苗顽格，深愧壶浆父老迎”。

而在此期间王阳明推行的“十家牌法”，无论初衷是“彼此相保、共守良知”，其核心本质仍是“邻里连坐、十家株连”——一家隱匿盗贼不报，十家皆要受罚，这种高压管控虽有效切断了义军的群眾基础，却也因苛察扰民激化了邻里矛盾，让百姓终日在猜忌与惶恐中求生，成为后世詬病的苛政。

王阳明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于谦？

世人称颂他北京保卫战的功绩，赞他“粉身碎骨浑不怕”的气节，却忽略了他早已深度捲入文官集团的权力博弈。

他是三杨一手提拔的核心臂膀，助力推行保举制、掌控人事权，配合削弱武勛势力、收归军队后勤命脉，每一步抉择都暗藏文官集团的利益考量。

他的刚直背后是派系立场，他的功绩之下是权力倾轧，所谓“为社稷”的光环，终究难以剥离时代与集团的烙印。

说到底，所谓“圣人”不过是后世理想化的塑造。

于谦只是一个人，被三杨选中的政治继承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