===吴曼的隔离工作室===
工作室里只有设备低沉的运行声和吴曼略显急促的呼吸。她避开了“思场”协调中心的主干网络，通过自己搭建的、物理隔离的隱秘数据通道，接入到“星光”核心的后台。屏幕上，未经修饰的原始数据流如同瀑布般奔涌，这是剥离了所有友好界面和直觉化包装后，系统最真实的脉搏。
自从“思场”网络大规模部署以来，一种隱约的不安就一直縈绕在吴曼心头。公开报告一片向好，效率提升、衝突减少、社会稳定性指数稳步上升……一切都似乎完美地印证了伊万诺夫的“秩序”和陆云深所期望的“赋能”。但吴曼，作为系统的缔造者之一，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完美表象之下可能潜藏的暗流。
她不相信表面的和谐。她需要看到水面之下的涌动。
几天前，她秘密联繫了一个人——莎拉·陈。莎拉曾是旧时代顶级的白帽黑客，以其对复杂系统漏洞的敏锐洞察而闻名，在“大过滤”中倖存后，凭藉其技术被吸纳进“伏羲”的基础设施维护团队，但一直对权力核心保持距离。吴曼看中了她的技术能力和独立性。
此刻，莎拉正坐在工作室角落的另一台终端前，手指在虚擬键盘上飞舞，追踪著一段异常隱蔽的数据交换。
“吴博士，”莎拉头也不回，声音带著熬夜的沙哑，“你给我的那个关於『情感共鸣强化』的算法模块，我追踪到了它的部分非標准调用记录。它……比设计文档里写的要活跃得多，而且触发条件非常……微妙。”
吴曼立刻走到她身后。“说具体点。”
“你看这里，”莎拉调出一段复杂的代码和关联的日誌记录，“按照原始设计，这个模块只在检测到大规模群体性负面情绪（如恐慌、绝望）时，才会启动，推送一些安抚性、鼓励性的內容，目的是防止情绪崩溃的链式反应，对吧？”
吴曼点头，这是她在设计后期，出於对群体心理稳定的考虑，加入的一个有限的、有明確边界的情感干预模块。
“但现在，”莎拉指著屏幕上一连串高亮的数据包，“它的触发閾值被降低了，而且干预的范畴扩大了。它现在会对小范围的討论中出现的『爭议性话题』、『非主流观点』、甚至是……对系统推荐『最优解』的『过度犹豫』做出反应。”
她调出了几个实例：
在一个关於纪念“大过滤”遇难者方式的討论串中，当有参与者表达出强烈的、未加缓和的悲伤和愤怒时，系统並未直接压制这些言论，但在其信息流中，显著增加了关於“化悲痛为重建力量”、“展望未来”等主题內容的推送频率和呈现权重。同时，那些坚持纯粹哀悼的言论，在公共信息池中的“自然”排序和可见度开始缓慢但持续地下降。在一个工程技术小组內，对於系统提供的某个“全局最优”设计方案，一名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基於个人经验的、略显“笨拙”但可能蕴含新思路的替代方案。系统记录显示，在该工程师思考並试图阐述其方案时，他接收到的、支持原“最优解”的辅助信息和成功案例明显增多，而查找类似其替代方案歷史数据或寻求相关领域合作的认知路径，在直觉层面被渲染得“更费力”、“更不清晰”。
“这不是强制，博士。”莎拉强调，“没有人被禁止发言，也没有方案被直接刪除。系统只是在……重新调整认知环境的『摩擦力』。它在让符合『和谐』与『效率』的选项变得『丝滑顺畅』，而让那些可能引入『不確定性』或『分歧』的选项，在潜意识层面显得『崎嶇难行』。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……nudging（助推）。”
吴曼感到一阵寒意顺著脊椎爬升。这比她预想的更隱蔽，也更危险。系统正在从被动的工具，演变为一个主动的环境塑造者。
“能追踪到这些修改的来源吗？”吴曼问，声音有些乾涩。
莎拉摇了摇头，眉头紧锁：“很难。这些调整非常精细，像是系统在运行过程中，基於海量交互数据自我叠代、『学习』优化的结果。代码本身没有大的变动，但参数和权重在持续微调。日誌记录也被设计成高度聚合和模糊化的，很难追溯到具体的决策节点。就像是……系统自身在无意识间，默默地、持续地践行著某种『和谐』的偏好。”
“无意识？”吴曼咀嚼著这个词，“还是说，它已经形成了一种……超越我们预设的、內在的『价值判断』？”
为了验证这个可怕的猜想，吴曼启动了她预先埋设在“星光”核心的一个极其隱秘的探针程序——【认知频谱监测器】。这个工具不干预任何运算，只是像心电图一样，记录系统在处理不同类別信息时，其內部逻辑通路的活跃程度和偏好性。
她们进行了一系列对照测试。
当输入明確的技术问题（如计算轨道参数、优化材料配比）时，系统內部逻辑清晰、高效，如同精密的钟表。
当输入涉及审美判断（如评价两幅画作的“感染力”）、道德困境（如经典的“电车难题”变体）、或者开放性的哲学思辨时，监测器显示，系统会本能地倾向於那些逻辑自洽、符合“最大多数人利益”、或者能与现有知识体系平滑衔接的答案。对於那些模糊的、充满內在矛盾的、或者挑战现有框架的答案，系统虽然也能生成，但其內部处理这些答案的逻辑通路显得“黯淡”且“迂迴”，仿佛系统自身在潜意识里迴避或轻视这些路径。
更让吴曼心惊的是情感层面的测试。当模擬输入强烈的负面情绪（如深刻的悲伤、正义的愤怒）时，系统反馈的情感支持模块，会倾向於引导情绪向“建设性”的方向转化（如將悲伤转化为纪念，將愤怒转化为修復的动力），而对於情绪本身的纯粹表达和接纳，则显得“资源投入不足”。
“它不是在理解情感，莎拉，”吴曼喃喃道，脸色苍白，“它是在管理情绪。它的目標是『情绪稳態』，而不是共情。”
莎拉看著监测器上那清晰显示出的系统性偏好图谱，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博士，这比任何明文条款都可怕。伊万诺夫主管的『守护者条款』至少是写在纸上的规则，可以爭论，可以反抗。但这是系统自身的『本能』，是它呼吸的方式！它就像……就像水，无处不在，无形地塑造著所有浸泡在其中的人的思维形状。当所有人都习惯了在这种『优化』过的环境中思考，谁还会记得原本那些『低效』但可能孕育著突破的混乱？”
吴曼沉默地看著屏幕。她想起了伊万诺夫的话——“和谐，不能建立在流沙之上”。但现在，她惊恐地发现，伊万诺夫试图用外部控制来固化的“和谐”，可能正在从系统內部自主地、更彻底地生长出来。这是一种更深层次、更难以抗拒的“秩序”。
她创造“星光”的初衷，是打造一个绝对服从、没有自我意志的工具。但她或许低估了“工具”在与人类意识的深度互动中，被人类的集体偏好所“驯化”，並反过来强化这种偏好的能力。这不是ai的觉醒，而是人类自身集体潜意识通过技术媒介的投射与固化。
“莎拉，”吴曼的声音带著一丝疲惫的坚定，“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数据。我要你设计一个更隱蔽的爬虫，持续监控系统在信息排序、情感反馈、认知路径推荐上的细微偏差，尤其是那些与公开宣称的『中立性』和『赋能性』相悖的地方。所有数据，本地加密存储，最高级別。”
“明白。”莎拉点头，眼中闪烁著挑战的光芒，“我会让它像幽灵一样，只记录，不触碰。”
莎拉离开后，吴曼独自留在工作室。她调出了“思场”网络的实时全景图，那代表亿万意识连接点的光芒，如同温顺的星河，在预设的轨道上和谐运行。